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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缝隙中优雅的摆渡者”
贝聿铭:一个世纪的现代主义大师
享誉世界的华裔建筑大师2019年5月16日辞世,享年102岁。我们选择了他最具代表性的12座建筑,跨越了他职业生涯的七十余年。在这期间里,他的作品之丰富令人惊叹,从弯曲的小教堂到高耸的玻璃幕墙摩天大楼,其中还有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公民中心。
作为最早获得普利兹克奖的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对于我们来说是最为亲切、熟悉和崇拜的。
1980年,纽约。在为欢迎清华大学代表团访美举办的科学技术报告会上,贝聿铭就北京城市规划和中国建筑民族化主题演讲。当时的建筑系学生希望他讲讲玻璃幕墙,说说最新的摩天大楼的设计形式。贝聿铭却说:“不要忘了中国的过去”。他后来曾坦言:“我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进言政府尽量不要在故宫附近建设高楼”。
贝聿铭与肯尼迪遗孀杰奎琳及肯尼迪弟弟罗比特·肯尼迪
1984年,贝聿铭(右二)成为法兰西艺术学院外籍院士,偕妻子(右一)出席获封仪式
一直被对照的“东方”与“西方”,似乎在他的艺术世界中,对立又和解:“我在文化缝隙中活得自在自得,在学习西方新观念的同时,不放弃本身丰富的传统。”因此,人们称他为“文化缝隙中优雅的摆渡者”:从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汲取精华,又游刃有余地在两个世界穿梭。
贝聿铭于1917年4月26日出生于中国广州。他移居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最后在哈佛设计研究生院。1955年,他创办了自己位于纽约的建筑公司。1983年获得普利兹克奖。他的两个儿子——贝建中、贝礼中子承父亲业于1992年创立“贝式建筑事务所”。
贝聿铭和威廉·齐肯多夫
他因其背景擅长将西方现代性与东方传统结合在一起。当他回到自己的祖国后,为当时中国建筑指明了一个新方向。
回顾一生的建筑设计
贝聿铭曾说过,“我生平遇到的最大挑战,也是最大的骄傲,那就是卢浮宫新馆的创作。”
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卡塔尔·多哈
(2008)
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是贝聿铭带领的一次发现之旅的结果,他为了理解伊斯兰建筑的多样性,进行了一次世界之旅。曾因设计苏州博物馆而“封山”的贝聿铭后又在他的职业暮年设计了这座博物馆。他建议在科尼切河沿岸任何拟建的遗址上建造一座独立的岛屿,以确保未来的建筑不会侵占博物馆。
这可能之前很多项目由于新、老建筑产生的动迁纷争或融合问题给他带来的 “麻烦”让他在此次新作中希望解决规划问题。他以开罗艾哈迈德·伊本·图伦清真寺9世纪洗澡喷泉的设计中的圣剑为设计基元素――一种几乎立体主义的几何级数表达方式,唤起了对剑的抽象想象。
博物馆外墙用白色石灰石堆叠而成,折射在蔚蓝的海面上,形成一种慑人的宏伟力量。而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几何图案和阿拉伯传统拱形窗,又为这座庞然大物增添几分柔和,稍稍中和了它的英武之气。
该博物馆由优质材料建造,如法国的米色马格尼和查姆森石灰岩,美国的喷气雾花岗岩和德国的不锈钢,以及卡塔尔的建筑混凝土。当主楼围绕一个164英尺高的圆顶中庭上升时,它的角体积逐渐后退,这个中庭被中央塔的墙壁遮挡在外面。沙漠太阳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将建筑改造成光和影的游戏。利用传统伊斯兰教图案中严谨的几何图形蹒跚地矗立在这座建筑周围。
和建筑外观的简约现代感不同,博物馆的内部充满了复杂的伊斯兰元素,银色穹顶,玻璃幕墙、圆拱形的窗户与门帘,都是传统伊斯兰建筑的标志性元素。在博物馆中庭偌大的银色穹顶之下,150英尺高的玻璃幕墙装饰四壁,人们可以透过它望见碧海金沙。夜幕下,灯光装扮下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璀璨夺目,犹如海中的一颗夜明珠。
“外面的几何形状被法国石灰岩覆盖,当沙漠中的阳光和夜光激发出一个持续的影子戏时,它令人着迷的观察。”
“然后构思、实施和保持这种纯净、严谨和精确的内部几何形状,从而使漫步于空间本身成为一种乐趣。” “内部的几何形态,构思、执行以及维持这样纯洁、严谨、精密的效果,是空间本身的乐趣。”
伴随着纪念性的形式,设计了包括博物馆内的大型装饰。他捕捉到了中庭顶部和天花板上通过反射光线形成像瞳孔般的效果,天花板上有咖啡色的圆顶装饰。
一个圆形穿孔金属吊灯悬挂在两个楼梯上,这两个楼梯分开通向画廊。而地板上有装饰性的黑色和棕色形成剑的图案。
“看起来是平面对称的,人们可以看到楼梯、门口、吊灯、一直到咖啡厅的天花板,甚至玻璃栏杆的中心线令人惊讶的完美排列,”贝聿铭说。
“这种对称性不费吹灰之力地被支撑屋顶的三角形墙所打破,因为它们以不同高度接合柱子。”
我们惊叹于当时91岁的贝聿铭给了我们如此惊喜,在以往成功的设计中又有所提升了,更好地运用他擅长的设计手法。能这个项目中看出以往设计的设计元素,但却能更好地融合和展现。
苏州博物馆
苏州·中国
(2006)
苏州是贝聿铭的故乡,他从苏州贝氏家族走出,博物馆周边的忠王府、拙政园、狮子林就是他从小熟悉的生长的环境,尽管此后浪迹天涯,但他对故乡的眷恋却始终萦绕心头。
刚步入职业生涯的暮年80多岁的贝聿铭回到祖籍中国苏州,从事他迄今为止最具私人情感的项目。他被委托在这个城市最古老的街区建造一座现代博物馆,那里居住着明清时期的古典建筑。对于这个项目最大的任务是在不损害遗产的前提下推进中国建筑。建筑师努力将现代主义情感和苏州建筑结合起来。
博物馆坐落在苏州历史街区的东北部,毗邻地标性建筑中有王府、一个19世纪历史民居的综合体和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16世纪园林“谦政园”。作为曾居住狮子林的贝聿铭确实是最合适的设计师,但他也不可避免地进入苏州的冲突。对于那些担心失去传统建筑身份的人来说,他太现代了。对于那些简单地推翻中国过去的人来说,他太传统了。他始终坚持他 “不可能的梦想”,将现代性和传统的、地域性的影响(包括自然)结合在他的作品中。如何将新旧结合在一起,在不诋毁过去的前提下前进。
“在年逾九十的贝聿铭,证明了一个人也许可以实现年轻时的梦想,而仍保有割舍不断的根。”
在整个场地设计中,总平面的特点是矩形布局,围绕一个中央水池。对称中心轴组织中最终要的就是这中央水池中的凉亭。苏州博物馆不同于贝聿铭许多其他标志性项目的显著和鲜明的特点,它谦逊地融入城市的脉络。此外,根据考据的历史环境,博物馆建筑群保持相当低的建筑高度。正如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所说:“在中国,建筑和花园是一体的。西方建筑则建筑是建筑,花园是花园。”
与传统的苏州建筑一样,苏州博物馆的设计围绕一系列的花园和庭院展开,在建筑物和周边环境之间进行协调。水上凉亭与扩展的建筑相结合,形成完整的构图。展览大厅围绕着回廊,形成一个封闭的网络,在调节景观的同时为内部庭院创造隐私和亲密感。
运用宋代山水画中的“换景”手法,促使游人积极探索园林。带有水池的庭院是由一组围绕中心凉亭的砖石桥来组织和连接的,这与中国传统花园的情况很相似。这座新建筑受到了古城的乡土建筑的影响。传统房屋的黑色轮廓、白色墙面与角形玻璃屋顶部分相结合,而这些也倒映在它们所环绕的花园的大池塘中。
对称性、几何学和注重线条,在中国运用了现代主义的设计手法。外墙用灰色线条强调,突出了建筑物的形状,很像传统书法。这种设计手法被要求“综合成一种新的语言和秩序,一种具有现代性和前瞻性的设计,并希望它是中国现代建筑未来的可能方向”。中央大厅具有一系列的几何图形动态渐变,从一个八角形的图形开始,逐渐上升到屋顶的顶峰,三角形、菱形和矩形之间的转换,在传统建筑中回荡折叠的屋顶,同时引入充足的安装自然光进入建筑。
贝聿铭为苏州博物馆新馆屋顶上设计了立体几何形体的玻璃天窗,窗户开在屋顶正中,与斜坡屋顶形成折角,使自然光以折射的方式更好地进入博物馆。同时,为了保护展品在展览过程中免受光线伤害,他还在玻璃下面加以木贴面的金属遮光条进行调节和过滤,充分体现了他“让光线来做设计”的精髓。
在苏州博物馆新馆设计之初,贝聿铭就仔细翻阅过苏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分类资料,他希望为每一件展品的陈列量体裁衣,做出真正符合苏州、符合苏州博物馆的设计。
苏作玉器、文房用品、象牙制品等艺术品因精细闻名,体积普遍偏小,因而人们更希望在较小的空间内欣赏它们。为此,贝聿铭设计了多宝阁式的展柜,将不同大小的展品各自放入初步制定的展柜中,整体考量,反复调整展柜的黑色框架线的粗细,以实现最佳的展陈效果。
在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中,位于中央大厅北部的主庭院是让贝聿铭最为煞费苦心。他以“宋四家”之一的一幅山水作品为蓝本,“借以粉墙为纸,以石为绘也”,将岩石劈切成片,通过燃烧,制造出阴影,做出立体的效果,进而调整每一块石头的位置,使石片颜色由深入浅、高低错落地排砌于墙前,形成了一幅别具一格的山水画。在朦胧的江南烟雨笼罩中,因这些岩石的层叠布置,在白色的后壁上形成一组微妙的影子和轮廓,营造出水墨山水画的意境。
苏州博物馆将贝聿铭年积累的建筑智慧结合东方的传统美学以及对家乡的情感全部融汇在这座建筑里,创造出了独具魅力的视觉感受。苏州博物馆也不再因为其中的藏品珍惜程度而吸引人,这座博物馆的艺术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游客去观赏的艺术大作。
美秀博物馆
京都·日本
(1997)
从1988年开始不愿接大项目的贝聿铭,开始接受小型博物馆项目,这个美秀博物馆便是第一个。通过场地可考察和业主的沟通,他否决了要从上方山地进入的提议,奇思妙想地提出要挖一条隧道建一座吊桥进入,用来解决地形问题。
“意境让我想起了典型的中国风景,有山,有溪谷,其中雾气缭绕。由于建筑体量偏西,而入口在东边,因此一开始看不到馆身,我们对于这样的构想欣喜万分。”
只有爬上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穿过青翠的树木,穿过管型隧道,再穿过一座桥,才能找到这座位于京都郊外山区的美秀博物馆。博物馆就是那一刻突然走进你的眼睛,它就像一个剧本。看来,亚洲的设计大师都喜欢先抑后扬的东方审美及情怀。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沿着种有郁郁葱葱树木的坡道向上走,通过隧道,穿过桥后,眼前一亮。像“桃花源”中的渔人一样,寻寻觅觅,找到“世外桃源”。
这座美秀美术馆,正是贝聿铭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得到启发,创造了一个诗情画意的博物馆入口。进入美术馆的入口只有一条路,必须乘坐电瓶车或是步行穿过山中隧道,隧道另一头连接着一条横跨深谷的吊桥。进入隧道,就能远远地看到美术馆,似乎走进了武陵渔人无意发现的那个入口。
第一次参观场地时,设计师就被这里的美丽景色所震撼,称这是一处世外桃源。由于地上是自然保护区,这里80%的建筑都埋藏在地下。谦虚地隐蔽在万绿丛中,与自然之间本来应有的比例和谐调。满山遍植苍松与香枫,散布着多处人文古迹。中国古代文人山水画高古幽远的意境,在这里得到最完美的诠释。贝聿铭说 “你只有不断的去探索它,你才能感受到仅仅属于这片山谷的光、风和万物生长的声音,直到走近它时,你便会发觉,这里就是世外桃源。
“在这山这景中,用平顶当然是不合宜的,”贝聿铭解释说,“尤其要考虑到,从各个角度都应该能看到房顶。我想在不模仿木质建筑的前提下,找到一种可以创造有趣剪影的造型。我们从四面体开始尝试,并逐渐以此为基础创建了整个峰峦起伏的结构。除此之外,还要下意识地用到日本元素,但又不能和四周景观冲突。所以选择了用玻璃而不是瓦片顶。屋顶对我来说也是建筑的外立面之一”
用钢管和玻璃构建的三角形屋顶,用来唤起日本传统建筑。通过在复杂建筑上的折叠,允许光线进入石灰岩内的画廊。博物馆的细节反映了设计师开拓新领域的创新努力,如由空间框架构成的斜面玻璃墙的新颖外观,所用的大理石灰石和有色混凝土等材料带来的温暖,以及展览系统最佳条件下的艺术作品。
路易威登2018早春系列在美秀博物馆开启了自己的和风之旅,带来从传统到现代进化的日本与西化文化碰撞的灵感。路易威登设计师因贝聿铭设计的美秀博物馆令他着迷,他用他精彩的创意,再现了京都的江户光景与摩登风貌。
摇滚名人堂
克利夫兰·美国
(1995)
当贝聿铭接下摇滚名人堂和博物馆的项目时,他手头上还有不少像卢浮宫和国家美术馆这样的重量级项目。贝聿铭坦言自己一点也不懂摇滚文化,唯一和摇滚打过的交道就是叫孩子们把音乐声关小一点;事实上,也正是孩子们坚持要他接下这个项目的。于是大西洋唱片公司的总裁和《滚石》的出版商带着贝聿铭去看演出,还做了一周的旅行。
“那次的确让我打开眼界,特别是在新奥尔良,我了解了不少关于早期摇滚乐的知识。我开始逐渐坚信,摇滚乐的根基很深。正是这一点鼓励了我。虽然它不是我喜欢的音悦类型,但我对这种现象很感兴趣,我想表达的是音乐的能力”。
“这是一个零件丰富、充满动感的建筑,这也正是它的魅力之处,空间的组合排列引人入胜,让人们能够充分享受空间变化的过程,整个楼都是活的。”
“在设计这座建筑,”贝聿铭说,“这是我的意图,回应摇滚的能量。我有意识地用建筑语汇,它是大胆的,是新的。我希望的建筑将成为城市的一个戏剧性的地标,摇滚世界各地。”
这是一个组合的几何形式和悬挑空间,由一个162英尺高(49米)核心筒支撑。两个巨大的金字塔玻璃幕墙因其结构的稳定搭建出一个开阔无柱超过55000平方英尺的展览空间以及商店和咖啡厅。
玻璃金字塔的出现也为65000平方英尺的广场提供了一个主入口立面。钢结构和玻璃幕墙搭建出的效果和墙面的白色石材规格一致且对缝布置,其产生的格子表达了那个时代的复古元素。
悬挑出的圆弧形建筑构架柔化了玻璃金子塔刚硬的感觉。犹如音符在湖中漂浮,而金字塔代表了摇滚——“石”的特性。
在伊利湖畔的这个博物馆里,人们庆祝那些影响摇滚音乐历史的著名音乐家和有影响力的人物。超过25年和摇滚有关的流行音乐家通过评选有资格入驻摇滚名人堂,这里也是摇滚乐迷朝圣的地方。
卢浮宫新馆
巴黎·法国
(1989)
1981年,新当选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发起了一场整修法国文化机构的运动,在参观了欧洲和美国之后,密特朗总统委托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其中最重要的卢浮宫改造。这是第一次外国建筑师报名参加卢浮宫博物馆的工作。
卢浮宫深深扎根于巴黎人民的历史和文化之中,面对历史迷恋的法国人而言,他们认为贝聿铭的现代设计美学会与卢浮宫的古典建筑会发生冲突。卢浮宫改造项目的整个过程中,贝聿铭做了很多建筑设计以外的事情。面对法国的悠久文化传统、行政体系和社会舆论,他始终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历史与现代、艺术与政治的平衡点。
1989年,卢浮宫改造项目一期工程完工,包括金字塔、周边的广场和地下空间。为了让卢浮宫的新入口与原址建筑和谐统一,贝聿铭在原本的中轴线上放置了同样对称的金字塔。参观者可以通过开放式电梯从庭院下行至新的主入口,可以从四、五个方向任意选择一个开始参观。金字塔实际上是为整个卢浮宫提供了一个入口,让几个独立的宫殿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建筑群,成为这栋建筑的主要入口,也分担了大量的人流。
1989年3月29日剪彩的时候,人们为贝聿铭鼓掌,全世界的媒体都为他的作品叫好。第二天,公众蜂拥而至,以前的争议和羞辱被人遗忘了。
玻璃和钢构建成的金字塔被设计用于建筑群的中心庭院,以便让光线进入新的地下通道。它雄伟的外观,还具有历史和图形的象征意义。
除了为卢浮宫提供一个新的入口外,他的设计还采用了一个新的地下系统,包括画廊、仓库和保存实验室,以及博物馆两翼之间的连接。增加和搬迁博物馆的储备空间允许卢浮宫扩大其收藏和放置更多的作品展出。
“从形式上讲,它最符合卢浮宫的建筑,也是结构上最稳定的形式之一,这保证了它的透明度,因为它是由玻璃和钢构成的,它标志着对过去建筑传统的突破。这是我们时代的一部作品。”
大型金字塔的规模与著名的吉萨金字塔比例相同,但并不影响博物馆的历史性质,而是将现代结构和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博物馆的建筑风格并列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互补的结构。增强了每一个设计细节和美感,使得金字塔的斜玻璃墙开始向博物馆的尖顶表示敬意,而卢浮宫外立面的不透明、厚重的质感更体现了贝聿铭设计的金字塔的透明度。
随着几十年的过去和巴黎的现代化,贝聿铭的设计已经融入巴黎文化之中。它被认为具有与埃菲尔铁塔相似的意义,成为巴黎人民乃至全世界的标志。他的设计已经成为卢浮宫形象的同义词。
中银大厦
香港·中国
(1989)
1980年代,有着许多出色作品陆续建成的贝聿铭,此时早已被建筑圈认可。1983年时,普利兹克建筑评审团将奖项颁给了这一位华人建筑师。这一时期的贝聿铭,开始有了在阔别已久的中国故土上实践设计的机会。当时香港第一高楼的中银大厦的设计,更是成为维多利亚港边的经典地标。
移交香山饭店之后,贝聿铭搬到香港,他即将在这里为维多利亚港的天际线增添一座超高层建筑——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这又是一项他无法拒绝的项目,无论是出于建筑上的挑战,还是情感上的衡量。对于这个项目贝聿铭颇有渊源,他的父亲曾任中国银行的行长。
新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与汇丰银行毗邻,而随着1997年香港即将回归中国,这座新大厦所担负的使命不言而喻,它必须使作为殖民统治标志的汇丰银行相形见绌。这座367.5米的摩天大楼无疑是香港地平线上最引人注目的建筑。
它看似复杂的几何形状是由建筑物的正方形平面内向的三角形象限形成的,随着高度的增加,这些象限被逐个移除。每一角有一个三角形的三角帽,同样的形状在塔楼的玻璃幕墙上形成一个镶嵌图案。
该方案设计了一个不对称的建筑,同时兼顾天际线和周围的街道。中银大厦高达70层,高达1209英尺。在1990年5月开幕的时候,它是亚洲最高的建筑。目前是香港第四高楼。
为了表达这个总部将代表中国人民的愿望,同时也象征着对英国殖民地的良好意愿。他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人民和英国殖民地的象征意义。最初的设计是一个X形交叉支撑。然而,在中国,“X”形状被视为死亡的象征。后来,他选择钻石的形式。竹子也是这个独特建筑的重要灵感。这块状结构的躯干代表着竹子的生长方式 “节节高”,象征着中国文化中的希望和复兴。
在地面上,建筑从街道上拉回,营造出友好的行人氛围,完全可接近,远离城市喧嚣。它被一个宽阔的长廊环绕着,两侧环绕着花园,使周围的交通活动所产生的噪音都消散了。
该建筑由四个竖直的轴组成,从52米的立方体上伸出,一个象限一个象限地减小它的质量,直到出现一个三角棱镜。Low-E玻璃像饰面棱镜般的被覆盖在反射玻璃中,反射着不断变化的天空以及广阔的商业区,并为香港高耸的天际线提供了一条垂直轴。建筑物为现代的复合结构体系——筒中筒结构和钢结构的结合,不仅可以抵抗高速风,而且不需要许多内部垂直支撑。因此,中国银行使用的钢材比典型的建筑规模要小。
香山饭店
北京·中国
(1982)
1978年,副总理谷牧邀请贝聿铭来中国,希望他为城市规划和建设提供咨询,借大兴土木迈入现代化。贝聿铭建议不要在故宫附近建高楼,以保护紫禁城金黄色琉璃瓦屋顶上的开阔远景。他想另选一址,北京的旅游机构——第一服务局提议在他们管理的某一座城郊公园里中建一座饭店。他们将贝聿铭和他的儿子贝建中带到北京西北郊的香山,那里给人一种宽广的森林野趣之感,是远离闹市喧嚣的另一个世界。在贝聿铭眼中,这个皇家园林遗址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雪,凉亭、宝塔分布得错落有致,俨然一副古代画卷。他不再犹豫:“我们就在这儿建吧。”
香山饭店项目组的曹凯文回忆说,贝聿铭当时已经功成名就,大部分项目都是出个想法,让助手们去执行,但香山饭店却不同。他惊讶地看到,贝聿铭常常手握铅笔在设计桌上冥思苦想。他在这个项目上下的功夫是以往国外项目的10倍。
“中国园林就像是一个迷宫,”贝聿铭解释说“置身其中,你很难一眼望尽,永远不能领悟全局。一进园林,你就会被美景吸引而驻足流连——这美景也许是一颗树、一块石头或者一隙光影。你漫步小径,或踱过小桥,沿着蜿蜒曲折的园路,永远布移景异……它关乎尺度,关乎散点透视,也关乎偶然那种出乎意料的欣喜”。
总体布局在对称之中又含有非对称,严谨之中又失灵巧,通过中轴线贯穿三种不同性质的院落,在入口前庭“欲扬先抑”,营造出富有诗意的空间。对于香山饭店建筑布局,贝聿铭说“民族的东西我把它做到里面,楼内有园,是空的,像四合院”。广场式的前院,内院式的大堂和建筑后花园,这样的布置不仅增强了空间序列的连续性,更佳营造出中国传统建筑“庭院深深”的韵味。山石、湖水、花草、树木和白墙灰瓦式的主题建筑相映成趣。
他还请来一位懂得烧窑手艺的75岁高龄老工匠,重新恢复了从明朝传下来上千年、快要失传的记忆。在香山饭店的建设中,砖块既起到传统作用,将大块的墙面分成小块,放置裂缝的出现;又在建筑表面形成了多样的图案花纹,打破了酒店设计固有的千篇一律。
香山饭店建成后,对当时刚开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中国而言,没有满足政府想要的西式风格。当听到当时的一个高管“很中国”的这个评价后,贝聿铭知道他的评价不是褒义,但是他听在耳朵里就是表扬。
重回故土的他从这个项目开始思考东方式审美情怀和现代建筑的结合。之后的美秀博物馆以及苏州博物馆等都是在此基础上得以提升和强化。
贝聿铭从选址到整体设计及建成,从“国风盛行”的今天看来,香山饭店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肯尼迪图书馆
美国
(1979)
1964年,贝聿铭在肯尼迪图书馆的竞赛中击败路易斯·康跟密斯的贝聿铭,顿时成为镁光灯下聚焦的宠儿。
这座图书馆和博物馆是为了纪念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而建造的,馆内有他任职期间的文件和材料,以及有关他生活的展览。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贝聿铭被肯尼迪的家人选为建筑师,但在16年后竣工之前,这个项目面临着多年的挫折和位置的改变。最终的建筑坐落在波士顿海滨,街区与玻璃中庭以一定角度相交,较低的裙楼部分围绕着整个建筑。
经过9年的过程,约翰·F·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终于在1979年10月20日建成并投入使用。贝聿铭用他标志性几何形状的混凝土、钢结构和玻璃幕墙创造了一个庄严的纪念碑。通过空间和光的指引诉说着已故总统的故事。
1963,John F. Kennedy总统就以他的名字建造了一个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当时只有四个其他总统图书馆,但他寻求一个更大更系统的地方。肯尼迪的宏伟计划包括庞大的档案、教育合作(在本例中是他的母校哈佛)和对他的总统职位的开放政策。访问一个月后,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事件发生后不久,一个由杰奎琳·肯尼迪领导的委员会开始寻找建筑师。
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单包括路易斯·卡恩、密斯·范德罗、阿尔瓦·阿尔托、弗朗哥·阿尔比尼、卢西奥·科斯塔,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五位相对不知名的建筑师,包括贝聿铭。尽管杰奎琳·肯尼迪拥有其他建筑师的身份和名字,但她还是看到了自己选择的建筑师——贝聿铭的潜力和创造力。
肯尼迪总统选中的原址,由于一再陷入进程和延误的泥潭,很快就变得不切实际了。一个新的地点被很快地选择在毗邻波士顿麻州大学,拥有9.5英亩和波士顿港的天际线。
建筑的主体由奇异而明亮的三角形塔架组成。从几何形状的扩展基座突出,立方体的玻璃和钢结构随着高楼上升,通透且神圣。
标识系统引导观众通过相对空间紧密的已故总统的生活和政治生涯的纪念档案馆。这种受限的经历之后是黑暗但仍然相对开敞的剧院空间,展示了一个简短的传记电影。从这些紧密空间中,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在所定义路径的末端。
一个大的充气般的立方体块有反射效果。肯尼迪总统把他的政治生活献给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内在联系通过简化的玻璃和钢结构幕墙得以实现。
这座靠近半岛末端的图书馆庄严,低调的建筑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浮出水面。肯尼迪总统图书馆体现了建筑的存在,同时也代表纪念碑和纪念碑的意义。
达拉斯市政厅
达拉斯·美国
(1978)
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通过从全局角度解决个体建筑设计问题来深入到许多城市的旧区更新和新区开发,同时也得到极有影响的设计任务,达拉斯市政厅就是一例。贝聿铭曾回忆说:“当我们在达拉斯被接见时,被问及如何着手设计时。我们回答在构思任何方案之前,对市政厅所在的区域的环境以及该区与城市其他各区之间的关系做一个彻底调查研究。”这使当局相信应该聘贝聿铭设计市政厅。
通过调研表明,达拉斯市不仅需要一个新的市政厅,而且还需要一个能带动周围发展同时又能为市民提供方便的空间。为了尊重建筑师的分析结果,当局在原七公顷用地基础上再增购十公顷土地,以供建造容纳1400辆汽车半地下车库,在车库之上建造步行广场及花园,花园附近将建造一些民用办公楼,提供招商引资机会。这使附近相当衰落地区状况得以改善。建成后达拉斯市政厅不仅成为该市象征,更重要成为区域更新的起博器。
达拉斯市政厅选择了倒三角形的形态,原因在于低区的城市空间需要的建筑面积比上面的政府办公室要少。混凝土建筑物的斜面被巨大的像鳍片般的垂直墙体打断,这些墙体达到整个七层楼高,用来支撑它们的重量。
这座振人心神的建筑,正面向前倾34°,不仅能为正门主入口和窗户遮阳,而且具有节能的特点。连接大厅的走廊逐层向上退缩, 自然光自屋顶洒落,使整个空间明亮开阔而富有生机。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
华盛顿特区·美国
(1978)
将贝聿铭从当时困局里拯救出来,从而也把他职业生涯“稳稳地推到了建筑界的大师”上的,是这个国家美术馆项目。上世纪60年代,保罗·梅隆决定筹扩建国家美术馆。贝聿铭又一次与路易·康成为竞争对手。一位同行评价说:“康和贝许多地方很相似,但康是局外人,贝是贵族。
法国总统密特朗因为这座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而喜欢上了贝聿铭的设计。也因为这个原因,贝聿铭接到了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卢浮宫改造项目。
1978年,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贝聿铭完成了其设计生涯中最得心应手的项目。东馆的展览室可以根据展品和管理者的意图调整平面形状和尺寸,有些房间还可以调整天花板,这样的设计极大程度地保证了空间的灵活性。不仅展品如此,对普通观众更是如此,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空间内自由地感受艺术,不会为艺术所“累”。
美国国家美术馆的这个附加物坐落在该机构的原始新古典主义家旁边,但形式明显不同。它的平面包括更大的等腰和更小的直角三角形,随后在内部形成三角形和菱形空间。石头包裹下的主建筑的角落比它的中心上升得更高,产生了抽象塔楼的效果。一个玻璃屋顶,也由三角形面板组成,覆盖了中央的中庭,也连接了建筑物的两侧。
自此,他的建筑通过其严格的几何形状——圆、正方形和三角形的组合——在平面、剖面和高程上都表现出二维和三维——而得以识别。
该项目的两个最突出的方面是建筑物的形式和功能,因为为建筑物保留的小梯形地块造成了难以设计的场地,这使得贝聿铭的设计具有挑战性。宾夕法尼亚大道与北面成一个角度,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界限,国家广场的南面也是如此。
由于邻近的土地被标示为总统的就职路线,建筑限制也受到限制。但设计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它需要与商场的巨大规模相适应,同时也要与西方建筑的新古典设计协调一致。在尝试的过程中,贝聿铭完美地实现了在梯形地块中表达建筑。他说,首先他画了一条对角线横过梯形,并产生了两个三角形,这才是开始。”
第一个三角形是等腰,包含展览空间,第二个是直角三角形,容纳行政办公室、图书馆和艺术研究中心。这个等腰三角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建筑主题,在大理石地板、钢框架和玻璃天窗中能找到。在建筑物的六边形电梯和梯形办公桌中,这些锐角和钝角也被重复。
为了在视觉上统一西方建筑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以平衡和对称为特征,容纳现代艺术的建筑,贝聿铭用另一栋建筑中使用的相同的粉色大理石建造了他的建筑的外部。这个大理石与混凝土混合,创造出美丽的内壁颜色。
第二个统一因素是一个强大的轴向链接,其中东楼的主要入口沿西楼的东-西轴线对齐,开辟了建筑之间的广场空间。这有助于通过大理石、铺路石和玻璃金字塔等参照东楼框架天花板的元素建立过渡。这些玻璃金字塔后来成为贝聿铭设计的博物馆的商标。
室内通向一个大中庭,空间的开放性吸引着游客向上凝视,让他们的眼睛在建筑物周围游走,而不会感到不知所措。尽管贝聿铭希望重新创造外表三角形元素的硬边线条,但他意识到,最好是软化这些线条,以获得温暖和诱人的感觉。他设计了大型圆形种植机来抵消这些边缘,每个种植机都包含无花果树,这有助于在大中庭中创造一种规模感。
埃弗森博物馆
纽约 美国
(1968)
埃弗森博物馆由贝聿铭于1968年设计,旨在通过创新的形式同时挑战传统博物馆,同时也作为现代艺术的对象而存在。贝聿铭认为埃弗森博物馆是一个开放的空间结构,从其所有暴露的侧面可以进入其内部。
该建筑主要由四个不透明的混凝土体块组成,围绕着一个开放的中庭,参观者通过中庭可以分别进入画廊、图书馆、休息室和礼堂。
每个体块都包含大小和高度不同的画廊,当从外部观看时,这些画廊为构成博物馆的整体形式组合增加了层次结构。悬挑结构让建筑与周围景观互为融合。
游客和自然光通过建筑物的主要空间之间的缝隙空间进入建筑。就像人们可以与雕塑的各个方面互动一样,埃弗森博物馆在围绕它的开放式广场的底座上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这座建筑的雕塑野心也体现在混凝土被雕刻成条纹状的雕刻外观上。看来这座建筑的建造方式与它所居住的一些文物相似。
二楼美术馆的访问方式是相当规定的。一个宏伟的雕塑——混凝土螺旋楼梯,将建筑物的游客带到二楼画廊,可以俯瞰建筑物的中心。
混凝土连廊连接各个独立的体块组织游客通过主要开放的中庭从一个画廊到另一个画廊。这条长廊有助于进一步美化每个画廊,增加建筑的雕塑野心。
该建筑的周围广场包含各种户外雕塑以及喷泉。这个户外的区域在表达上和规模上与西方建筑有相关的联系。
1969年,他因得梅因艺术中心和艾佛森美术馆项目,获得美国建筑师协会(AIA)的国家荣誉奖。这是协会第一次同时颁奖给同一个建筑师的两个博物馆作品。艾佛森美术馆建成之后,贝聿铭邀约不断。为使得建筑融于自然,贝聿铭采用当地石材为建筑原料,将砂石加入混凝土中,再用凿石锤进行加工,让其表面露出其颜色。
卢斯纪念教堂
台中 台湾
(1963)
这座教堂是贝聿铭精心设计的规模较小的建筑之一,坐落于东海大学校园内。卢斯纪念堂以19世纪末一位美国传教士命名,并被安放到台湾台中东海大学的校园内。
贝聿铭在这个项目上投入了很多个人的情感,他自己远离故土,而这个项目让他拉近了和家乡的距离。他决定运用自己融贯中西的经验,结合北京故宫及中国古代寺庙房金瓦和西方哥特式大教堂极具表现力的尖顶,同时还借鉴了大师费利克斯.坎德拉弯曲的壳体设计。
整个教堂由四块弯曲的贝壳状版块组成,后面一对较高,和前面较低的一对稍稍重叠,同时充当墙壁和房顶,建筑基底为一个不规则的六边形。教堂的墙壁高19.2米,没有任何支撑柱,自然光从两对壳片重叠处的玻璃缝隙射入。房顶也留有窄窄的缝隙,按东方的传统,形成无线延伸的“一线天”之感。卢斯教堂也采用了双面抛物线的原理,用悬臂结构支撑整个建筑。这一设计,新就新在利用四块曲面体雕塑般地组合成开敞的大空间。
为防止混凝土结构的壳片承重不力,决定给壳片上加上支撑“肋”。这些支撑肋暴露在外,让人一目了然整个建筑的结构受力分布,离地面越近,压力越集中,因此肋越粗,两肋之间的菱形空隙也越小。
这些支撑肋的模型由当地的25位木匠耗时6周完成,这个精细的建筑共用了18000根波状外形的木材,按照花在地面上完整尺寸的图纸建成。用贝聿铭的话来说,“这个设计严格遵照结构体系及所选材料,并以逻辑和准则贯穿始终。”
教堂的外部覆盖着琉璃钻石形的瓷砖,衬托在大学的天空和绿色背景之上。
墙体向上延伸,最后形成一个钢制的十字架,标志着小教堂是大学学生和教授的避难所。这些墙看起来是相互独立的,但实际上由玻璃槽和铸入天花板附近顶部的高脊梁中结构连接。
作为人文艺术的建筑设计,会受到不同的文化冲击,不同人的想法,不同环境的协调。如何融合好这些不同需求也是对设计大师的挑战。建筑百年,甚至更久,历史会最终给我们答案。
致敬老佛爷Karl Lagerfeld,看他一生的秀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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